文学穿越论视角下的中国文学创造史观

发布时间：2022-10-03 21:00 热度：

　　吴炫

　　摘要:本文尝试从中国作家“尊重表现文化观念又内在改造之”的文学穿越论出发，试图调整现有中国文学史习惯从文化出发评价文学内容、描述文学发展的研究状况。首先，“中国文学创造史思维”需要从“文化、时代、思潮、地域对文学创作的制约和影响”转换到“文学创造突破文化、时代、思潮、地域制约所达到的程度”上来，突出“文化中的文学创造”。其次，“中国文学创造史分期”需要从“朝代更替和文体演变分期”转换到“文学原生化时期”“文学工具化和反工具化交替时期”“文学本体自觉探索时期”三大历史分期，且描述文学自觉从“自在”走向“自为”的历史演变。再次，“中国文学创造史分类”需要从“散文、诗词、戏曲、小说”的文体分类转换到“独创、潜创、依创、弱创”的文学创造程度分类，重估经典文学、优秀文学和一般性文学。

　　关键词:文学性自觉;文学穿越论;潜在的创造;创造的程度

　　作者简介:吴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中国文化理论原创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通讯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武东路100号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wuxuanmail@163.com本文系作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式当代文学性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1BZW008]的阶段性成果。

　　Title:IdeasofChineseLiteraryCreationSeenfromthe“Crossing-through”TheoryofLiterature

　　Abstract:Startingfromthe“crossing-through”theoryofliteraturewhichclaimsthatChinesewritersrespecttheexpressionofculturalconceptsandtransformitfromwithin，thisarticleattemptstoadjustthecurrentresearchsituationofChineseliteraryhistorythatisusedtocriticizingliteratureanddescribingitsdevelopmentfromtheperspectiveofChineseculture.Firstly，“thethinkingofChineseliterarycreation”needstobetransformedfrom“therestrictionandinfluenceofculture，time，thoughtandregiononliterarycreation”to“thedegreetowhichliterarycreationbreaksthroughculture，times，ideologicaltrendandregionalconstraints”，soastohighlight“literarycreationinculture”.Secondly，“thestagesofChineseliterarycreationhistory”needstobechangedfrom“theshiftsofdynastiesandstagesofliteraryevolution”tothefollowingperiods:“theperiodoforiginalconditionsofliterature”，“theperiodofalternatinginstrumentalizationandanti-instrumentalizationofliterature”，“theperiodofself-consciousontologicalexplorationofliterature”.Thisdescribesthehistoricalevolutionofliteraryconsciousnessfrom“SelfBeing”to“Self-Making”.Thirdly，“Chineseliterarycreationofhistory”needstobereclassifiedfromthestylisticclassificationof“prose，poetry，drama，fiction”，totheoriginalitydegreeofbeing“original，potentiallyoriginal，dependentlyoriginally，andunoriginal”，soastoreassessclassicliterature，goodliterature，andordinaryliterature.

　　Keywords:literaryconsciousness;“crossing-through”theoryofliterature;potentiallyoriginal;degreeoforiginality

　　Author:WuXuan，isachairprofessorofartandhumanitiesin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andthedirectoroftheCenterofOriginalChineseCulturalTheory.Hisresearchareasincludetheoryofliteratureandart.Address:777GuodingRoad，YangpuDistrict，Shanghai200433，China.Email:wuxuanmail@163.comThisarticleisfundedbytheNationalSocialSciencesProject(11BZW008).

　　一、中国文学史写作的

　　“文学性自觉”之问题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国文学史研究无疑构成了文学理论是否可进行有效实践的检验平台。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中国文学史当然要与历史的观念紧密相联，并且是特定历史观的实践形态;而作为文学的历史，文学史不仅要描述和分析一般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更重要的是，它要具有“文学性”的意识，从而把握出文学区别于文化而实现自身所达到的程度，即既要分析文学因为时代和文化的变化所带来的变化，又要分析文学的发展变化是否具有文学自我实现的意义。文学的自我实现在此是指作家的创造不同于文化创造的属于文学自身的内容。相对于文化的观念创造，文学的创造是弱观念或非观念性的，相对于文化观念的群体认同，文学的创造是以作家个体化理解为基础并通过形象话语展示出来的内容。这样，文学吸纳文化观念将之改造成作家的个体化理解并通过情节、故事、人物关系、意境所展示出来的、文化难以概括的内容，是“文学性自觉”的基本体现。

　　近30年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虽然突破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政治和社会学考察文学的模式，推动了文学史研究和写作走向多元梳理，但其共同的问题在于文学史的观念和方法基本上还是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文学的内容与价值，或者从受制于文化的文学思潮演变来描述中国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对作家如何突破文化和文学思潮的视角重视不够，对文化观念难以把握的、属于文学自身独特而丰富的“文学性内容”研究不足。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感情和人性视角对文学的观照，对强调伦理规范情感的儒家、淡泊欲望的道家文化，应该是一种有“文学性”意义的突破———因为感情和人性在伦理文化面前往往是被束缚、被规范的存在物———尊重这种存在物，是文学恢复健康肌体的正常要求。然而，尊重人的感情和欲望的作品可以获得思考文化问题的读者的共鸣，释放受文化钳制的人性内容，却未必可以给读者以启示，从而在文学意味层面也疏离文化，造成《牡丹亭》突出男女性爱却未能突破男权文化的思想局限，产生《家》突出“个性解放”却未能突破“离家出走后的觉慧如何安身立命”之思考局限———这种与“什么样的理”“个性如何安顿”密切相关的问题，当属于“文学性”所要求的作家个体化理解世界的范围。这也意味着:《红楼梦》不仅是重情重个性的作品，而且还是突破“情在理亡”“理在情亡”的作品，是以作家独特的“尊重怜爱所有清纯生命之理”来规范“情”从而使“情”也意味独特的作品。这反映出“文学性”的最高境界不仅是尊重情感和人性，而且需要作家独创性地理解情感、人性，才能真正完成文学对文化的穿越。同样，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强调从“文化影响文学”的角度来梳理文学史，虽然也提及“文学本位”和“文学魅力”，但理论上并未展开论证这个问题，更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分析文学变化中的文学价值，从“玄学对文学的渗透”“佛、道两家对唐文学的影响”“乐府民歌对李白绝句的影响”等标题就可以看出其文学史描述的是文学受文化思想影响的部分，而突破影响的部分便难以把握。其原因即在于:文学受文化影响产生的事件，与文学不受这种影响制约的“文学本位”的努力，其实是两回事。一旦文学史不重视后者，如胡适的白话小说、郭沫若的《女神》，便只能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去肯定其创新价值，从而遮蔽了“文学性”的价值分析，读者也就不可能对历史上的重大文学事件、作品与“文学如何突破文化影响获得独立品格”产生互动性理解。

　　比较起来，海外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将唐代文学囊括五代和宋初，应该说是在“文学性”考虑上迈出了“文学分期不等于朝代分期”的可喜一步。然以“唐代文化”去进行文学分期依然属于“文化制约文学”的思维，往往把握出的是各种文学生成的文化性语境，如手抄本书写、宫廷书写、印刷文化书写等。“文化语境”理解使得我们对“经典”的认识具有受文化和时代制约的不确定性和宽泛性，但如何在“文学性”的意义上突出作家对文化语境和时代规范的穿越，使得像“四大名著”这样的作品即便不被清代正统文学所认可，也依然可以在民间世界被确立，依然还是“文学文化史”未能解决的问题。这使得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学的文化特性而完成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似乎并不能完成中国文学杰作为什么与莎士比亚有同等文学价值的认知使命———这种认知，属于古今中外伟大作家共同的“如何独创性地理解世界从而突破文化与时代性理解”的问题。

　　二、穿越文化、时代、思潮、地域制约的文学创造史思维

　　说到“文学穿越文化”，“抽象否定，具体肯定”，“形象否定，内容肯定”，“观念认同、创作错位”，这是中国优秀叙事文学《红楼梦》《西游记》留给文学如何对待政治伦理文化宏大叙事的创造经验，也是苏轼、鲁迅对待文学思潮的穿越经验。“穿越”在此是“既认同表达、又审视改造”的含义，是一种整体性和独特性兼顾的中国文学创造经验。这种经验直接造成了“中国文学创造经验下的文学史论”将文化、时世、思潮、地域“抽象化”“面具化”“错位化”处理的文学史思维。文学史不再单向地从文化、时代和思潮角度去考察作家创作内容与风格是如何形成的，而是通过“文学中的文化”与“文学外的文化”的比较来考察作家自己的文学世界是如何创造出来的，从而通过这种创造强力构成作家文学创造与文化、时代和思潮“互动”的格局。也就是说，文学按照文化的要求去与文化产生互动关系，往往是文学的表达层面、情感层面去“互动”，其思想内核依然是文化的，而文学穿越改造文化建立起作家的个体化理解并产生相应的创作方法和独特内容后，才能与文化产生对等性的互动关系。

　　三、中国文学创造史的

　　“大分期”和“小分期”应该说，作为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性脉络，要体现出“文学性”梳理的意义，如何接近“文学的分期”而不是“政治、文化影响文学的分期”，是首先应该解决的文学史理论问题。由于文学史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探讨“什么是文学自身的发展和分期”尚不太自觉，这就使得既有的中国文学史在分期问题上体现出以下若干种“弱文学性”现象:一是以“朝代更替”作为文学史分期的基本依据，以“五四(辛亥革命)”“建国后”“新时期”等来标示文学的发展变化，这在政治起决定性作用的中国文化语境下，是一种被大多数文学史研究者所接受的文学史分期方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朝代和政治变革对文学制约的一面(如五四的“反封建”、新时期的“人道主义”)，但由于这种制约更多的体现出文学表达内容的变化，文学观的变化、文学性要求的变化便很难从这样的分期中体现出来。文学自身有没有内在的、区别于政治文化方面的变化，往往被这样的文学史分期所遮蔽。

　　四、独创、潜创、依创、弱创的文学创造史分类

　　以“文学创造程度的高低”来进行文学史分类，必然会突破以散文、诗词、曲赋、小说进行文学文体分类的模式，这对已经习惯进行文体分类的读者而言，可能是一种不容易接受的过程:文学史如果不再侧重于告诉读者中国文学文体发展演变的知识，是因为文体演变难以体现文学价值高低的分布，那么文学史究竟要告诉读者关于文学的什么知识呢?或者打个比方说，文学史是要告诉读者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换了多少件衣服、搬了多少次家，还是要告诉读者文学大家庭中文学家们哪篇作业写得好、哪篇作业写得一般甚至比较差呢?作业写得好，是否与作家的名气和地位成正比呢?突破以作家论作品、以作家名气论作品、以当时影响力论作品的框架，旨在以作品关系为方法，建立独创、潜创、依创、弱创的文学分类原则，才是中国文学创造史的分类原则。文体分类相对较容易把握，文学创造价值高低的分类需要突破以读者个人喜好为标准的价值认定而具有一定的难度。

　　结语

　　文学穿越论下的中国文学创造史，不再仅仅是将文学的创新空间限定在“文体、技巧、修辞等表达世界”层面，而是看到优秀的作家作品已经通过独特的对世界的哲学性理解与儒道释为标志的中国文化观念构成了“对等、互动”的格局，或者说优秀的文学已经通过作家的创造性尤其是独创性努力建立起一个与主流中国文化可以对等互动的“文学性的启示世界”，文体、技巧、修辞等“表达世界”层面的内容只是这种理解的派生物。

　　由于儒、道、释文化占据中国文化的主导性和支配性地位，中国具有创造性品格的文学内涵便只能是内在于或潜在于文化的存在。这样，中国文学创造史就具有重新发现中国文学经典的深层独特意蕴和被边缘化的文学创造性作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