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确定性中的信任

发布时间：2022-10-03 10:56 热度：

　　信任是一种介乎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之间的存在，只有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我们才需要信任他人，但要使我们能够信任他人，则需要以我们对他人的某种确信为前提。作为社会环境的基本特征，不确定性贯穿于人类历史之始终，但在不同历史阶段，使信任成为可能的确定性基础则是不一样的。在农业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因为熟悉而获得了确定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一种习俗型的信任;在工业社会，由规则、契约和法律等构成的规范性系统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确定性保障，使人们在这些系统性规范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种契约型信任。当前，在契约型信任崩坏的条件下，我们需要建构一种互信关系，通过这种互信关系来保障人们在高度不确定性之中的信任与合作。

　　[关键词]确定性 不确定性信任

　　21世纪以来，学者们日益强烈地认识到，人类 一切交往形式都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因此，如果的“生活世界”中出现了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信任变得困难，那么人类的交往就也将陷入危机之如吉登斯所说，“在不确定性及多样选择的情形下， 中。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危机信任(trust)和风险(risk)的概念有着特殊的应用 都可以归入信任危机的范畴，或者说都是由信任危价值,,Ill。这就是：一方面，由于不确定性的扩散， 机所引起的。[2]因此，要引领人类走出风险社会的风险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在这种情 危机状态，理论研究就必须对不确定性中的信任问况下，如果不存在基本的信任，则任何社会交往都 题予以关注。将无法展开，因而不确定性的增长突出了信任的价

　　一、确定性状态中的信任

　　另一方面，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信任本身也变得异常脆弱，由于无法预知他人的行为，我们即 不确定性突出了信任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学者使付出了信任，也总会有所保留、相互猜忌，而这又 们有着广泛的共识。比如，森内特看到，“如果我们反过来增加了交往的风险，使我们的社会交往更加 准确地知道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可能发生什么，则信不可预测，使人类社会日益变成一个“风险社会”。

　　任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3]。什托姆普卡也认为，也就是说，不确定性的增长一方面突出了信任的价 “当我们实际上可以确信未来时，很显然不需要信值，另一方面又增强了信任本身的风险，使信任变 任”[4]。最早系统地研究了信任问题并在这一问题成了一种越发稀缺的社会资源。我们知道，人类的 上极有建树的卢曼更进一步地指出，“信任增加了‘对不确定性的承受力’。这一效果与对事件的工具性控制并不混淆。

　　在这种控制可以得到保证(即‘现实化’)的地方，信任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要简化以或多或少不确定的复杂性为特征的未来，人们必须信任”[-]。也就是说，在不存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信任其实是多余的，因为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不存在失控的可能性。只是在出现了不确定性，因而使交往的失控变成了可能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信任他人并通过这种信任来降低我们所面对的不确定性。用卢曼的话说，信任是一种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

　　不过，尽管作为一种被自觉到的需求，信任是在不确定性中产生的，但在任何情况下，信任的基础都是确定性，只有在我们能够确信某人或某事的时候，我们才能对其付出信任;反之，信任要么是不可能的，要么就是一种纯粹的冒险。从日常经验看，我们之所以会信任一个人，通常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值得信任的，或者说，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交往是确定的，不会出现其他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才愿意付出信任。也就是说，我们是出于对交往确定性的相信而付出信任的。反之，如果我们意识到交往中存在不确定性，认为我们的交往对象是不可信的，那么我们就不会付出信任，甚至可能拒绝开展交往。

　　可见，信任是一种介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因素，如果不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就不会意识到信任的价值，但要使信任成为现实，我们又必须为它找到某种确定性的基础。我们知道，哲学上历来存在着决定论与或然论的争论，其中，决定论认为世界的构成和运行方式都是确定的，或然论则认为世界的构成和运行方式都是不确定的。

　　在历史上，决定论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支配着人类的思维，而自近代以来，或然论则开始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但即使是在“相对论”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无论哲学还是科学，都仍然具有一种“确定性的追求”[6]。抛开这两种观点固有的偏见不论，可以认为，决定论与或然论的长期共存和争论向我们展示的事实是：不确定性的存在是世界的基本现实，但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存在一些我们可以把握的确定性因素。或者说，尽管世界在客观上是不确定的，但在主观上我们可以找到一种确定性的状态，并在这种确定性状态的基础上去彼此信任。

　　农业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邻的人们彼此熟识并长期地生活在一起和经常性地展开交往。作为熟人，他们之间的交往通常是重复性的，并因其重复性而获得了例行化的特征，表现出了较少的不确定性。当然，即使是在熟人之间，不确定性也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熟人，人们却往往意识不到这种不确定性，或者说，人们不会反思，因而总是习惯性地信任他人。卢曼认为，“熟悉的世界是相对简单的”，在这个意义上，“熟悉是信任的前提”，但另一方面，“熟悉使人们有可能抱有相当可靠的期望，所以也可能吸收遗留的风险因素”，在这个意义上，熟悉“也是不信任的前提”[5H2”。

　　也就是说，因熟悉而产生的信任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在日常交往中，许多人都有过被熟人背叛的经验，所以熟人之间的信任其实也存在风险。但在熟人社会中，由于信任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惯性，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失信和背叛，人们往往意识不到信任的风险，所以也不会认为不加反思地信任是一种冒险。

　　张康之将这种信任称为“习俗型信任”[71，认为在熟人社会中信任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习俗，因而习俗的有效性也就保证了信任的有效性。习俗型信任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卢曼看到，“在熟悉的世界中，过去胜过现在和未来。过去并不包含任何‘其他可能性’;复杂性一开始就得到简化。所以，以过去的事物为指向，可以使世界简单化，使它安然无恙。你可以假定，熟悉将一往如故，值得信任者将再次经受考验，熟悉的世界将延续到未来”嘲””。习俗型信任同样具有空间上的延续性。邓恩看到，“信任作为一种人类情感，往往建立在亲密的熟悉性或巨大的社会距离之上”¨o。

　　比如，在君主制时期的英国，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英王，但却对英王充满了信任。这是农业社会中一种极为常见的现象，从信任的角度来看，其原理就在于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是作为熟人而存在的，并彼此拥有一种习俗型的信任。因此，尽管他们可能好几代人都没有见过君主，却本能地把君主当作一个熟人(如“家长”一般的熟人，因而可能比其他每天见面的熟人更加亲近)，从而不加反思地给予他以信任。而在工业社会中，社会本身已经变成了陌生人的社会，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也彼此互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