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__期刊目录网,论文发

发布时间：2022-10-03 21:01 热度：

内容摘要：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中叶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它对封建社会揭露得深刻透彻，它的讽刺手法淋漓尽致，其讽刺艺术特征是多方面的，真正达到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高峰。

关键词：真实性、喜剧性、悲剧性、夸张性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中叶的一部著名讽刺小说，它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也没有情意绵绵的动人故事，而是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它主要描述了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暴露了科举制度对社会的危害，以及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丑恶现象。行文中，作者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犀利老辣的笔调，储蓄幽默的言辞猛烈地抨击了封建礼教和封建科举制度。《儒林外史》最明显的艺术成就是它的讽刺艺术，其艺术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真实性与喜剧性相结合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正体现了这一点，小说中许多人生都有原型，如马纯上取材于冯粹中，迟衡山取材于樊南促等。许多人情事态也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而不作主观的说明，使读者从客观事物本身得到启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足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例如小说第十七回写“斗方名士”的一段对话，他们讨论的都是一些无聊事，但作者却如实写出，反映了那时的文士们内心的空虚和生活的无聊。作者在描写他们时，能“秉持公心，指摘时弊”，以客观的态度处理事物，真实地、生动地描绘出儒林中可笑、可恶的情态，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真实性结合起来。

在吴敬梓的笔下，讽刺对象的性格中往往包含有某些正面的因素，并不写成无恶不作的坏人。这些人物不少都有一个逐渐变坏的过程，因而使人物既可笑又真这，使讽刺既辛辣又深刻。例如马二先生，头脑过于迂腐，醉心于举业，处处显示出可笑的喜剧性格：游西湖时，西湖秀丽的景色没胡引起他的举，而洒店里挂着的透味的羊肉、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等却使他羡慕得喉咙里咽唾沫；看到仁宗的御书他马上磕头一拜；见了西湖的女客就低头不敢仰视；在书店里看到自己的八股选本就打听它的销路……但马二同进又有善良、富于同情心、慷慨仗义、急人之难的品格，如拿出全部积蓄为蘧公孙解脱灾祸、出资埋葬假仙人洪憨仙等。作者就是通过这种真实、客观的描写，来塑喜剧形象，做到了喜剧性与真实性的结合。

二、悲剧性与喜剧性相结合

吴敬梓善于“从悲剧中发现喜剧”，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结合起来，使《儒林外史》不仅成为一部儒林丑史，也成为一部儒林痛史。他笔下的人物都有某种悲剧性。如周进，读了几十年书，考了几十年，却屡试屡败，胡子都白了，还是个童生。以至参观贡院时，见了号板就“痛哭”，“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当商人们可怜他，要凑银子给他捐个监生时，他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头，说“劳得如此，但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何等低下的人格，多么庸俗的嘴脸，这就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丑恶形象。作者通过周进这个人物形象，以悲喜结合的方式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的罪恶。

再如范进，二十岁参加考试，直到五十四岁时中个秀才，三十四年的失败的辛酸，大半生受尽了人们的奚落，虽感到前途渺茫，但他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却“始终如一”。当他梦寐以求的愿望突然得以实现时，竟然喜极而“疯”；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女儿绝食而死，他不仅没有悲哀，反而“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这些都是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但大笑之余，我们却看到了罪恶的科举制度和吃人的礼教，是怎样把人的灵魂腐蚀化的，所以它又是人性被毁灭的社会大悲剧，它给我们的是流着眼泪的笑。吴敬梓能够真实地展现出悲喜交加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